广西博白：乡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腊月迎春，桂东南乡村的年味越来越浓。1月5日晚，六万大山西麓、千岛湖东岸，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江宁镇长江村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正在这里举行。
有一股力量催人奋进
当晚的节目丰富多彩，独唱、舞蹈、杂技、小品、快板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深受村民喜欢。“特别是采茶戏小品《三下跪》，讲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让我非常感动。”长江村村民李阿姨有感而发。
《三下跪》讲的是养羊专业户刘济源对偷羊村民李中田的谅解并提供就业机会的故事。博白县采茶剧团团长吕光东说：“守法、孝顺、包容互助、坚定理想信念和奋发图强，是该作品展现给观众的主题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下跪》正是根据长江村发生的故事而创作的。刘济源的生活原型是长江村土生土长的“80后”刘入源。近年来，刘入源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1500户贫困户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刘入源热心公益，2017年起，每年捐助120万元，用于扶贫帮困。2018年以来，刘入源先后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十佳农民”等称号，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自己的经历被搬上文艺舞台，是乡亲们的信任、社会的认可，我更觉责任重大。”刘入源表示，今后要不断创新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强做大，推动乡村振兴，让更多的乡亲发家致富。
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
“《秋意》《心之愿》两个舞蹈节目美到醉人。”1月4日晚，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在水鸣中学举行，喜欢舞蹈的初三学生李美琳说，“看到精彩的演出，学习疲劳感立马烟消云散。”
“通过下乡演出，我们更了解基层，更清楚观众喜欢什么节目，对创作很有帮助。”李开贵是博白县采茶剧团的年轻舞蹈演员，他认为，基层舞台是一个实打实的练功坊、大学校。
水鸣中学教师宾业菊表示，演职人员下午就来搭台了，晚上演完还要拆运，加上天寒地冻，演职人员好辛苦，“基层群众的欢乐当中饱含艺术工作者的汗水”。
“虽然辛苦，收获也是满满的。”身兼演员和主持人的黄一苹感慨地说，从2017年至今，她主持文化惠民演出已经有200多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演出中下起了雨，很冷，演员们坚持演出，观众一个也没走，撑着雨伞看完演出。“结束后，乡亲们送来了姜糖水，并感谢演员们冒雨表演精彩节目。那一刻，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黄一苹说。
按照计划，2022年10月10日至2023年1月10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博白县2022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共38场，由博白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组织举行，在全县28个乡镇的乡村、社区和学校巡演。
“演职人员白天在县城上班，下班后到相关乡镇村屯演出，持续近3个月。”吕光东表示，有时候去一些偏远的乡镇，路程较远，演出后回到县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在节目方面，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注重基层群众喜闻乐见、文化传承、艺术欣赏和生活科技普及，兼顾艺术性、娱乐性、正能量和政策宣传，提高乡村群众参与热情。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振兴，需要把文化发展成果带到基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群众文化自信。“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让艺术走进基层、贴近群众、融入生活。”吕光东说。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博白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全县常住人口近200万，近六成在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推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除了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承担的文化惠民主题演出，全县还有70多个民间文艺团体，每年到各个村屯演出数千场次。”博白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庞剑表示，其中，大部分演出被列入政府扶持范围，每场补贴2000元至3000元。执行过程中实施抽查机制，调查演出的群众满意度，并据此协调演出团队，确保演出质量。
水鸣联合采茶戏团目前有11人，以演出桂南采茶戏为主，剧目多为《吕蒙正》《董永卖身葬父》等古装剧，每年演出近300场。该团的骨干演员梁振业表示，政府补贴可以解决剧团部分开支，更重要的是激发民间艺人创作和演出的热情，不断提高节目质量。
博白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桂南采茶戏是该县代表性民间戏曲艺术。在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当中，博白县采茶剧团改制成立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县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和展演中心，并在各乡镇成立30个艺术培训中心。2015年起，博白县与广西艺术学校合作，委托办班培养采茶戏和杂技人才，培养对象均为各艺术培训中心发现的好苗子。几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艺术人才从学校毕业回到县里，队伍日益壮大。
青年演员覃福友2015年被选送到广西艺术学校学习戏曲专业，2018年毕业回来之后，他参加了新编排的大型桂南采茶戏《绿珠女》《八桂先锋朱锡昂》等剧目排演，表现出色。如今，覃福友已成为采茶剧团独当一面的年轻骨干演员。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和重要保障。”庞剑说。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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